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锡箔:一场淘汰“夕阳产业”的百年拉锯战

来源:本网 发表日期:2013-06-15 11:55:3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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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71230日,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一篇署名为孙季民的读者来信《锡箔业需要发展吗?》,他称:苏州市锡箔业,解放后发展得相当快。苏州市锡箔生产社1956年有2554个生产工人,到1957年生产93773块半,1958年计划生产更是超十万块。作者发出质问:“锡箔业究竟是发展生产的行业,还是维持改造的行业?”

其实,淘汰锡箔这个所谓的“落后产业”,是一场贯穿20世纪的拉锯战。

烧锡箔(即烧由锡箔折成的纸银锭)的风俗一般传说与明朝朱元璋有关。清朝以后江浙两省就是锡箔的重要产地,特别是绍兴有“锡半城”之说,即锡箔收入要占到绍兴城一半财政收入以上。

但五四以来,“赛先生”升坐神龛,锡箔这种迷信用品在意识形态上遭到彻底否定,南京国民政府、新中国政权屡次出拳取缔锡箔业,而锡箔作为一个从业人口巨大、利润率远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“落后产业”顽强地存活下来。

因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,晚清政府国库空虚,1854年清政府决定在正常税收以外,征收厘金。厘金的征收方式既有大家比较熟悉的“设卡征收”,还有“认捐征收”。当时,上海共有8个可以认捐的行业公所,其中就有上海锡箔认捐公所。

锡箔的认捐厘金制度,一直持续到北洋时期。北伐战争之后,南京国民政府成立,这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威权政权,有着重建国民-国家精神关系、改变国民信仰的意识形态上的企图心。向锡箔开刀,既符合破除迷信的意识形态,又能扩充财政收入,何乐而不为?

首先盯上小小锡箔纸的是蔡元培。有鉴于北洋时期,教育部门沦为军阀争夺权力的场所,教育费屡屡被挪用,蔡元培提议建立“大学院”“大学区制度”,即教育管理机关与大学合一,实现教育与官僚政治脱钩。

192774日,蔡元培出任大学院院长。当年10月,蔡元培提议“附加煤油特税”作为教育经费,接着,财政部新增设的锡箔特税“年交税款二百五十万两”,被要求全部划拨该院作为教育经费。当年11月,财政部派员在上海设立“江浙箔类特税征收局”,当时锡箔的税率为值百抽25

对于25%的高税率,锡箔业强力反弹。上海箔业公会向财政部呈请称:锡箔“表面视之,虽为迷信消耗,而相沿已久,实为劳工生活一大关键”,如果政府按25%征锡箔税,“不知置数十万工人生命于何地”?公会甚至放出了“谋生无路、铤而走险”,“对社会治安,影响极大”的狠话。

1928年初,国民政府以统一全国财政为由,把大学院手中的锡箔税重新划归财政部,税率降为12.5%。同年10月,大学院被取消。至此,一场指望锡箔税拯救中国教育的“大学院”改革彻底失败。

但很快,锡箔业又几乎遭遇了“灭顶之灾”,南京政府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禁卜筮、废淫祀、反迷信的活动。19303月,内政部颁布《取缔经营迷信物品业办法》,禁止锡箔、爆竹、冥币、香烛等迷信物品的生产和销售。1930年清明节,上海市公安局甚至加派警察到四明、徽宁、湖南等停厝的会馆公所,现场取缔清明焚化纸锞。

锡箔业再次强力反弹,杭州箔业公会呈请内政部:在政府未筹有大规模工厂收容失业箔工之前,暂缓取缔。浙江省方面因为锡箔是本省的财政来源,且从业人口众多,并不积极贯彻南京中央政府的取缔迷信物品的政令。骑虎难下的蒋介石,于193047日的国民政府总理纪念周演说中,不得不公开表态:“在政府尚未筹有完善安置多数失业工人之工厂以前,主张暂缓禁止(焚烧纸灰)”。5月,国民政府发布第84号指令:以“商人所陈困难属实,准予暂缓执行”。

1931年全国厘金裁废后,箔类特税被划为省税收入。江西、福建等锡箔产地都有征收所谓“迷信税”。

抗日战争胜利之后,19468月南京政府公布《货物税条例》,重新将“锡箔及迷信用纸”列入征收范围,税率高达60%。之后“锡箔及迷信用纸货物税”成为南京政府一项巨额税收来源:1946年为3433万元,1947年高达9123万元。

解放初期,新中国基本延续了民国时期的货物税制度,19501月,政务院公布的《货物税暂行条例》中,迷信品(锡箔、黄表、迷信用纸、神香、檀香)的税率已经提高到了80%。

19504月,毛泽东指示:“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,即投机商业,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”,锡箔业作为“迷信品工商业”首当其冲被“限制和排挤”。

当时,绍兴市打出了一套政策组合拳。19513月,开始对箔业实行“重估财产,调整资本”。7月,成立了“锡箔原料产品交易市场”,对锡箔实行统一交易,统一价格,由政府控制了购销源头,捏住了整个行业的命脉。税务局也设立了稽征所,实施全面有效的税收稽征。1953年新税制之后,进一步调整锡箔的税负,以此“限制投机倒把和盲目竞争”,并通过政治学习等方式动员部分人力及资金转向其他行业。1951年时,绍兴的锡箔产量是122万块,1955年已经下降为65万块,铺坊减少218户,从业人员减少2738人。

19561月,绍兴市市委做出关于绍兴市加速社会主义改造的决议,对锡箔业实现全面公私合营。根据浙江省商业厅的《改造中小城镇私营商业的意见》,绍兴市专门成立了锡箔专业公司,对锡箔业归口管理,以区别改造锡箔业。

首先是将大的锡箔业进行公私合营,对业主给付定息。全市定息户共有210户,其中造箔业202户,合并成12个锡箔中心铺;锭箔5户合并为1户,擂粉2户合并成1户,锡箔改制1户(后因客户加工较多,1957年又增加1户),在锡箔公司下形成16个核算单位。

对于较小的非清产箔铺179户,安排其组成14个合作小组,分散经营、各负盈亏,交纳公益金,按季度由公司核定营业额,原料、产品统供统销。对于非清产的生产锡页的独立劳动者708户,安排组成34个合作小组,各负盈亏,由公司逐期酌量配给原料。

1958年又将14个中心铺合并为4个中心,将所有合作小组合并为一个造箔合作铺。19601月中心铺更名为绍兴市锡箔中心铺,成立五金车间,生产工业铅箔、烫金箔、铅丝制品、小五金及奇南香、蚊香、纸盒、日记夹等产品。1964年,又改为绍兴市铅锡制品工场,1966年改为长征塑料厂,彻底停止锡箔生产,至此,锡箔业被全部淘汰。

但值得一说的是,即使锡箔业进入“最后的阶段”,锡箔业依然是一个需求巨大、利率可观、大量吸收劳动力的行业,政治环境稍微一宽松,几乎就能“满血满状态”复活。比如,1956年绍兴的锡箔产量被压缩到71万块,到1960年产量为17万块,但1961年迅速反弹为71万块,1962年、1963年都保存在60万块以上,直到遭遇“文革”才彻底停产。

锡箔被认为是传统迷信用品,锡箔业被认为是“夕阳产业”,在现代化进程中,面临着现代工业文明,以及现代全能政府的双重挤压,先后被南京国民政府、新中国政权列入取缔之列。锡箔业为自保,也做出一系列的抗争,虽然一度真的被全盘淘汰过,但吊诡的是,在改革开放或政治环境稍微宽松之后,锡箔业就再次“死灰复燃”,让人感叹于传统力量的强大;同时,锡箔业的利润率自始至终高于市场平均水平,它的“死灰复燃”也印证了市场的力量。一个有市场需求的产业,真的会完全服从政治逻辑吗?(摘自2013521日 《东方早报》 作者 沈彬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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